文章目录：

孙中山广州起义后遭清庭通缉 被迫逃亡日本

一八八五年重阳节前的晚上，两广总督谭钟麟正在撰写奏折，向光绪皇帝进行工作简报：“近来有盗贼觊觎数百万元彩金，欲突袭广州而遭官兵击退，孙文虽潜逃但四十余名徒众拘禁与省城。”

两广总督描述的盗贼事件，就是孙中山筹划的第一次革命活动，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广州起义。就在清廷发出通缉令的时候，有三个人已经奔走在逃亡的路上，他们从广州赶往香港，然后在那里登上了开往日本横滨的轮船。他们是孙文、陈少白、郑士良，这几个被清廷官员描述为窃取钱财的宵小之徒，在去往日本的轮船上剪掉辫子，表明了他们与清政府在政治上决裂的姿态。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革命 拜会日本政要

宫崎寅藏，日本著名浪人，以别号滔天而知名。这是一个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于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这次他与孙中山的相遇是他们一生交往的开始。

孙中山日本晤黄兴 两人相见恨晚共创同盟会

孙中山与黄兴的见面直接催生了同盟会，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此开创了崭新的一页。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是，同盟会的筹备会议竟然是在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进行的。内田良平当时就在会上加入了同盟会，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灵魂的北一辉也加入了同盟会，那么孙中山与黑龙会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日本黑龙会欲借孙中山“驱除鞑虏”占领满蒙

赫连勃勃：当时，中山先生当然也是出于当时时代的这种局限，出于他个人当时实践的局限，包括我就说当时是铁血十八星旗，就是认为咱们汉族就是十八省。当时好多人有这种局限的，所以就认为只要我们消灭了满清，我们独立了，我们就把汉人以外的东西送给你们亦可。因此这样一来，就当时使内田良平包括这些人就把消息传出去，说孙中山这个人太可以利用了。

孙中山签署《中日盟约》 后世学界斥其卖国

1915年2月，为了争取更大的支持，孙中山与日本人之间签订了一份给他带来巨大争议的条约《中日盟约》。

这是《中日盟约》的部分条款，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第三条、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要用日本军人；第四条、使中国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第六条、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凤凰卫视1月13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在日本神户有一座孙文纪念馆，长岛有孙中山雕像，横滨则专门设有孙文先生登陆地，甚至在日本下关的一个公园里，那里的莲花被取名为中山莲。时至今日，日本人还在以各种方式纪念着孙中山这个人，而同样对于孙中山来讲，日本也是一个及其特殊的所在。

孙中山的一生59年，其中有30多年在外漂泊奔走，光是在日本一地他就待了整整11年，出入了15次。那么他在日本都做了些什么？围绕在他身边的是一些什么的角色？今天我们就把目光投向他们。

孙中山广州起义后遭清庭通缉 被迫逃亡日本

解说：一八八五年重阳节前的晚上，两广总督谭钟麟正在撰写奏折，向光绪皇帝进行工作简报——“近来有盗贼觊觎数百万元彩金，欲突袭广州而遭官兵击退，孙文虽潜逃但四十余名徒众拘禁与省城。”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清朝政府通缉他，然后多少多少这个这个赏银，就是要拿他的头颅，原来在这里的时候那就是说孙文他都把这个文字加了三点水，加了三点水这个汶就是你是草寇。

解说：两广总督描述的盗贼事件，就是孙中山筹划的第一次革命活动，历史上称为第一次广州起义。就在清廷发出通缉令的时候，有三个人已经奔走在逃亡的路上，他们从广州赶往香港，然后在那里登上了开往日本横滨的轮船。他们是孙文、陈少白、郑士良，这几个被清廷官员描述为窃取钱财的宵小之徒，在去往日本的轮船上剪掉辫子，表明了他们与清政府在政治上决裂的姿态。

横滨最初只是东京湾畔的小渔村，孙中山一行三人到达的1895年，横滨已经是日本第二大城市，更重要的是横滨是日本与外界发生联系的港口。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去了住在横滨，在一个中华街整个街都是华人是吧，活动比较方便，所以基本上当时横滨是这个兴中会活动的中心地。

解说：这时的孙中山29岁，对于日本他一直心存好感，因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国家，到底是什么让日本发展神速？孙中山一直希望能够亲自来到这里找到答案，只是没有想到，自己第一次到来竟是为了逃命。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清潮政府通缉他，日本政府呢又没有把他抓起来，这里头这个关系就很微妙，但是从孙中山这个思想里头，我觉得他从情感到理性，他都一生他都希望日本帮他，而且他觉得中国的国度跟日本差不多，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发展的很快，我们应该怎么跟着他走。

解说：1895年的孙中山并没有在日本停留很久，很快去往他的第二故乡檀香山，那里也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的疗伤之地，接着他在旧金山拜访了秘密组织洪门的总部，再往后又在伦敦生活了一段时间。

在那里发生了让他获得国际声誉的伦敦蒙难记，从此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形象就此定格，他获得的好处是，他去到哪里都不必再自我介绍，也无须刻意躲开某些场所。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笔谈革命 拜会日本政要

1897年8月，孙中山再次来到横滨，跟他第一次到达这里的时间隔了将近两年，这一次的到来，他不在像两年前那般孤独无助。

赫连勃勃：他在那和革命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会面，到他家里住下了，住下之后呢遇见了日本人宫崎寅藏，就是那白浪滔天也叫宫崎滔天，就这哥们。

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这个宫崎滔天最初是对就是中国的革命和革命派，他认为都是企图推翻现有的清政府，就是腐朽的清政府，然后给中国一个新的改革方向的这样一个两派，他认为康梁一派是，孙中山也是，他认为自己是这两派中间一个很合适的联系人。

解说：宫崎寅藏，日本著名浪人，以别号滔天而知名。这是一个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并把自己的全部经历都用于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这次他与孙中山的相遇是他们一生交往的开始。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宫崎滔天也不懂中文，孙中山也不懂日文是吧，两个人就是，但是一般的日本人用中文写啊，他一般都看得懂的，所以两个人就笔谈，第一次就笔谈。笔谈就是谈的将来要革命，要革命你准备怎么革命，你革命以后怎么样，你对清政府怎么样，他就笔谈。他通过这个笔谈以后宫崎滔天就了解了孙中山，认为孙中山的的确确是一个爱国者，是一个革命者。

赫连勃勃：两个人越谈越（对口），所以说宫崎寅藏就劝孙中山你多留在日本，多留一些日子，我帮你结识一些人，争取更多的人支持，这样一来中山先生呢，才开始在日本停留。

解说：关于孙中山与宫崎演寅藏笔谈时的情景，在日本九州宫崎寅藏的故居，依然还保留着当时的痕迹，可以看出宫崎寅藏对孙中山抱有极大的好感。在他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不止一次的提到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

宫崎寅藏的真实身份是浪人，这是日本社会特有的一个群体，就是那些四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穷困武士，那么一个下级武士为什么会对孙中山产生兴趣？他能为孙中山的事业提供什么帮助呢？他的背后是不是有别的力量在支撑呢？

赫连勃勃：他就是一个浪人，但是他无论是和日本的官方还是和日本的浪人界都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联系，他的名声也很大。

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包括日本就说朝野的联华力量，他们希望扶植更多的当时的反政府的力量，他们认为或许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代表中国的一个发展方向。

解说：宫崎寅藏就像一根重要的线，把孙中山和日本政府、日本民间人士，甚至日本的帮会组织串到了一起，尽管各种力量都怀着各自的心思，但作为当时身处困境的孙中山来说，能够借助各种力量帮助自己展开革命，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效果。

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他到日本留下来的身份是什么？我们今天都说是平山周资助是吧，实际上确切说这个犬养毅让平山周出面，以平山周雇人的身份，雇人就是雇佣的雇，雇人的身份留在日本的。

赫连勃勃：在这个宫崎寅藏，还有平山周的引见下，中山先生很快就得以认识了当时日本政界的一些人物，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还包括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理论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就是日本万元大钞上的这个人物。

你看对于日本人来讲这个人是个名人，是个好人，但是这个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对东亚人民来讲这个人绝对是个坏人，是日本军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和日本这些政界大佬搭上界之后，中山先生在日本就开始比较畅行无阻了。

解说：由于日本的军政要人多在东京，孙中山在另一个日本朋友平山周的帮助下决定迁往东京活动，一个花絮是在东京寻找旅馆的过程中，孙中山的名字才第一次出现，此前的孙中山其实一直都是以孙文或孙逸仙行走天下。

赫连勃勃：平山周带着孙中山登记旅馆，你得写名字啊，你得写个化名，你不能写孙中山，你不能写孙逸仙，孙逸仙当时在日本也很有名清廷的要犯。结果平山周抬头一看，对过有个中山侯爵的府邸，它有一个牌，日本那名牌都挂着中山侯爵府邸，就来个中山吧，就等于是他的姓。

孙中山想了想，在自己的名旁边就写了一个樵字，这意思就是什么呢？中国山中的樵夫，很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后来章太炎就说，你赶紧就叫孙中山吧，所以日本中山先生最早是从日本人那名字来的中山樵，然后就章太炎就把这个东西，就是把这个名字定格定成孙中山了。

陈晓楠：孙中山到达东京之后，迅速接触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内阁大臣大隈重信、还有黑龙会的创办人内田良平等人。尽管这些人都属于典型的政客，合作背后一定也在盘算着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孙中山革命的早期，他们都对孙中山有着还算积极的配合。

日本人提供物资和武器，帮助策划了1900年的惠州起义，还促成了同盟会的诞生，那么至于孙中山自己，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并没有完全在日本停留，他在檀香山的华侨当中发动革命，并且加入了秘密组织洪门，成为洪门的致公堂红棍，就像黄兴是哥老会的龙头一样，那是一个当家人的身份。

后来他又到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地演讲筹款，1905年的夏天，孙中山再一次到日本，还是在横滨登陆。

孙中山日本晤黄兴 两人相见恨晚共创同盟会

解说：1905年的孙中山今非昔比，当他到达横滨时发现竟然有近百名留学生在那里迎接，孙中山或许不知道，在他离开日本的几年里，他的名字在中日两国获得了更大的声誉，这得感谢宫崎寅藏和章太炎的帮助。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1903年这个日本人宫崎寅藏写了一个《三十三年落花梦》，然后章太炎呢，又根据他这个宫崎写的这些情节，又用中文写了一本这个《孙逸仙》，然后这两个读物一个是在日本，一个是在中国，那个泰山北斗这样写的，就是这个说很高很高的评价，革命就要跟着孙中山，就这样来写的。

解说：孙中山刚下轮船，就被老朋友宫崎寅藏带走了，他们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物黄兴。

萧致治（武汉大学教授）：黄兴他们呢，两个英雄相见嘛，一见如故，两个人很快就谈到革命道路上来了，谈到革命的道路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解说：孙中山与黄兴的见面直接催生了同盟会，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此开创了崭新的一页，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细节是，同盟会的筹备会议竟然是在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的家中进行的。

内田良平当时就在会上加入了同盟会，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同盟会，那么孙中山与黑龙会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把革命的中心能够安置在日本东京这个地方，也说明了它这个日本政府这个朝野的人士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支持他，支持孙中山。但是支持的目的不一样，你刚才讲的不一样，它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一种人就是说希望支持你，你把清朝搞倒给我那个利益。

赫连勃勃：黑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当然你现在可以说就是一个类似于黑社会这样的组织，但是它是一个军国主义的组织，它的名字起源就是那些日本大陆浪人觊觎我们的黑龙江，它是来帮助日本军部来以后夺取中国东北的，所以它起名黑龙会。

日本黑龙会欲借孙中山“驱除鞑虏”占领满蒙

解说：黑龙会由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人创立于1901年，从性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它的宗旨是维护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说白了就是希望在革命胜利后获得相应的权益，分裂中国建立满蒙政权。

赫连勃勃：比如说这个头山满经过中国东北的时候，他当时就发出赞叹，多么辽阔，多么美丽的土地啊，这个地方得有我们日本人来经营。因此就是这些人对中国的东北垂涎已久，包括内田良平这些人，也包括在日后就完全暴露出他们狰狞的嘴脸，包括1913年开始，这个内田良平就不断写文章，就是把中国人（说成）和犹太人一样，他们是无法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的。

解说：如此一来，革命派驱除鞑虏与黑龙会的夺取黑龙江具有一致性，在孙中山当时的革命理念中，清朝并不代表中国，满蒙的利益似乎从来没有在他的考虑之中。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所谓驱除鞑虏嘛，就是（沿袭了）传统的夷夏之变，传统的那种思想的影响，就是中国还是我们汉族的，汉族的文化是最先进的，你其它少数民族都是蛮夷。

赫连勃勃：当时中山先生当然也是出于当时时代的这种局限，出于他个人当时实践的局限，包括我就说当时是铁血十八星旗，就是认为咱们汉族就是十八省。当时好多人有这种局限的，所以就认为只要我们消灭了满清，我们独立了，我们就把汉人以外的东西送给你们亦可。因此这样一来，就当时使内田良平包括这些人就把消息传出去，说孙中山这个人太可以利用了。

解说：对于政治人物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接受日本人支持的时候，对于这一点恐怕也是心知肚明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日本人的付出似乎更多一些，他们支持革命党人实际是为自己的在华利益作预期投资。

邱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于日本的利益来说，无论是现政权掌握还是这些人掌权，日本的利益在中国的利益是不会受到到任何损失的。

赫连勃勃：孙中山先生他对日本人的这种好感和他以日本为源的这样思想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地理方面，日本确实近，对咱们如果有帮助的话，从地理方面非常近；第二、就是日本一部分政治家和民间人士，对中国革命所抱有同情或者支持的态度；第三、特别重要就中山先生他有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什么？叫大亚洲主义。

他认为就是当时的斗争是一种黄、白两个种族之间的斗争，因此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日本胜利了，中山先生欢呼，这是我们黄种人的胜利，包括孙中山以为的大亚洲主义，他呢是认为日本应当充当盟主，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以来确实是取得了巨大进步，认为他日本人应为亚洲人做榜样。

陈晓楠：由于孙中山和黑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史学界曾经有人竭力地去辨析，近年来质疑者居多，认为孙中山这种借助心怀叵测的国外组织来反对本国政府的行为是不妥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孙中山当时的国家观念确实存在缺陷，但是我们作为后人以此来指责孙中山好像也并不太公允，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人中，现代国家的观念并未形成，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从来就是一姓一家的天下，所谓家天下的传统是直到共和革命进行了数十年之后逐渐消除的，正是因为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在后来的故事当中孙中山还有过更为出格的动作。

孙中山签署《中日盟约》 后世学界斥其卖国

解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国政局陷入一团乱麻之中，清廷与革命党之间谁也奈何不了谁，起义发生8天后，著名的南北和谈开始了。

傅国涌：南北和谈不是某一个方面，单方面的这个推动，它是多方面推动的结果，正因为革命派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把清廷掀翻，北洋派也没有能力一口把革命派吞下去，同时北洋派的灵魂人物，北洋派的领袖袁世凯还有私心，要借革命党人起事来要挟清廷。

再加上第三方面还有一个立宪派从中斡旋。这种多方的政治势力之间的一种平衡最终就会推到大家坐下来，用和谈的方式来谈出一个新的政治结构。

解说：和谈是大势所趋，但是其中还夹杂着一股激烈反对和谈的力量，正是头山满、犬养毅、内田良平、北一辉等，与中国革命派密切相关的日本人。

赫连勃勃：对于日本人来讲，袁世凯手底下几十万的北洋军，只要是袁世凯一上台，中国很快就可以实现统一，马上一个强大的、崭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就屹立在东方，日本人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一个中国出现在东亚。

解说：关于南北议和，人们以往的观点往往强调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在另一方面惟其妥协和不彻底才能够容纳国内多数派别的意愿，使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得以大体维持，避免了国家分裂和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

傅国涌：我们从今天来看孙中山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当中的一种高超的地方，因为他也可以拼死搏，也可以拼一拼，但他没有这样拼。

解说：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人们在想象孙中山风光一时的同时，可能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苦衷。因为当时各省独立，中央政府财政空虚的连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

赫连勃勃：胡汉民日后回忆，有一次安徽特使来向南京临时政府要钱，孙中山呢大笔一挥，中山先生向来是这样，一下就给了20万，结果胡汉民当带着安徽特使去国库一看，整个这么大的国库只有10块光洋。你就可以想像到当时的革命军方面经济拮据到什么地步，结果当时在南京政府最需要钱的时候日本人就出来了，就伸出了诱人的橄榄枝，橄榄枝上就挂满了金钱。

解说：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但一笔钱也没有借到，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孙中山委派盛宣怀向日本借款，以汉冶萍铁矿作为抵押，向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借款500万元，对外则称该矿集股2600万股中日各半，由公司转借500万给临时政府。

赫连勃勃：条约都签了，签了之后全国哗然，包括张謇就给孙中山写信，就说你跟谁签都行，尤其不能跟日本人签。黎元洪也勃然大怒，就是说你这个清朝的时候和日本人签订的时候，都不敢把这个汉冶萍公司大张旗鼓地交给日本人，现在民国初建了，反而堂堂正正的跟日本人做这种交易，所以说满清余孽也当笑话我们，因此当时就是说黎元洪就说这个人签订这个什么应该枪毙，但当时黎元洪指的是盛宣怀，实际上他就是暗指的孙中山。

解说：迫于各种压力，孙中山最后还是终止了对日本的借款，他当了两个月临时总统后让位与袁世凯，自己则退政治舞台的幕后过了不到一年的清净日子。一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再次流亡日本，这一次孙中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凄凉。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有一个事实最能说明问题的冬天很冷，很多人衣服都不够，因为你是这个失败者嘛，没人支持了嘛，就是经费不够连衣服都没得穿，最严重的一个烤火，就是冬天烤火没有办法，烤火应该是用炭来烤的，但是当时连炭都没有，是拿一张纸一张纸这样烧了来烤火。

解说：政治家的失败结果往往是树倒猢孙散，孙中山当时的处境大致就是这样，不过让他欣慰的是自己还有一些朋友，一些与政治、权利、利益没有关系的人，正是这些人给了孙中山最适合的温暖。

梅屋荘吉，这是孙中山十多年前就结识的老友，从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策划广州起义开始，梅屋荘吉就开始资助，在随后的十几年中梅屋荘吉倾尽家财，按照现在的算法一共出资高达10亿日元，这一次又是他接纳了孙中山这个落魄的革命家。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孙中山经常到梅屋荘吉家里去做客，应该是很好的朋友了。

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在钱这个问题上给孙中山的支持还是比较大的，经常给他提供一些经费，因为这样子他也成为好朋友，所以孙中山死以后，他就认为没有办法看采取什么办法纪念他，那就弄了几尊铜像，包括现在我们学校这个铜像，就是这个铜像也是梅屋荘吉捐赠的。

解说：在与朋友疗伤的同时，孙中山并没有隔断与日本政界的往来，1915年2月，为了争取更大的支持，孙中山与日本人之间签订了一份给他带来巨大争议的条约《中日盟约》。

这是《中日盟约》的部分条款，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第三条、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要用日本军人；第四条、使中国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第六条、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王杰（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系研究员）：台湾有些学者，特别是李敖就说这是卖国的东西，大陆的学者，为这个是不是卖国的问题广东的学者还专门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专门为这个《中日盟约》有没有这个事情。那我的理解，我现在是撇开它有没有的问题，我不讲有没有，但是孙中山跟日本人的关系，希望日本人帮助他完成他的革命，我觉得这点是无疑的。

陈晓楠：关于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之后流亡日本的那段经历，史家向来讳莫如深。中国历史上向来有为最尊者讳的习惯，大凡中国历史上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好像总有某一段经历会被史家有意无意地忽略。

中国的史书造了很多的神，也造了很多的魔，却很少用人的眼光去看问题，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才会出现孙中山、袁世凯等人在历史评价上的巨大落差。

实际上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本来就有很难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的，在这个以命相搏的舞台上，恐怕只有那些敢于摒弃道德标准的人，才有更大的生存的可能。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多面性，因此也需要给出一个多面的评价，一个普通人的尚且有复杂的性格，更何况是那些纵横驰骋的历史人物呢？

钓鱼岛的国际政治地理

11月20日，在钓鱼岛海域执行护渔维权任务的中国渔政310船与201船组成编队，不顾日本巡逻船拦截，顺利完成绕钓鱼岛巡航一圈之举，以此行明确彰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神圣领土，我们今后将在该海域展开常态化巡航。”这艘中国渔政310船引人注目，它的船舷上，挂着鲜明的标示：“维护祖国海洋权益，保护我国渔民利益。”日本媒体随即这样关注这艘中国最先进的渔政船——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渔政310”被称为“确保海洋及渔业权益的新型有力武器”，可以肯定：（中国方面）是以保护渔船为由，以此对这一带水域的监视活动常态化。

钓鱼岛历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什么时候、为什么就变成了中日两国之间一个敏感的问题？这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疑问。追索这个问题，我们就注意到：一旦涉及这片海域出现的问题，日本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解决之道就是：请求美国介入，强调所谓的“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这背后，美国的强大只是最表面的原因；更实质之处在于，“二战”结束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在被确认的过程中，人为构成了一系列源头性矛盾。钓鱼岛的领土问题只是其中之一。由此，弄清钓鱼岛问题复杂化的根源，必须回到地缘国际政治的历史现场，去体会其中引人深思的因素。

日本方面认定传统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岛属琉球，其实依据只在1953年，时任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DavidA。D。Ogden）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的，单方面将钓鱼岛粗暴划进琉球的“第27号令”。之后，美国方面将琉球群岛归还日本时，又不顾中国政府的立场，仍然有意识坚持将当年的错划一并“归还”了日本。这个历史事实说明，钓鱼岛问题，表面看源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托管，实际上，它涉及美国对战后亚洲格局的“大国治理”安排。钓鱼岛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复杂化，其实一直与美国的亚洲战略有关。仔细观察，其实，大卫·奥格登所谓的“第27号令”发布后相当长时间，直到1961年4月4日，由日本建设省国土地理院第8期第8号承认济（即批准书）批准出版的日本九州地方地理志的地图中，还没有所谓“尖阁列岛”的标注。根本性变化始于1970年8月31日，美国监督下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的所谓《关于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日本政府由此开始，才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它的背景，正是“埃默里报告”的发布。

通观“二战”结束后美国的亚洲政策，粗略而计，历经了两次重大变动，其一是尼克松的“关岛主义”，以收缩为主体表现；其二就是现在奥巴马的“重回亚洲”——现在，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已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2。7%，美国前10位贸易伙伴中有5位来自亚洲。况且，亚洲有全球经济总量第二、三位的中国与日本，还有正在迅速崛起的印度。经济主导下的美国“回归”，如果只是经济的数理分析，仍然无法理解东亚与东南亚的格局变动，传统的地缘政治结构，即使在经济活动的作用下，亦将展现其内在的结构性关系，尤其是冲突——这才是我们理解钓鱼岛，以及东亚种种事端必须建立的观察背景。

所以，钓鱼岛事件或许是我们见微知著最好的例证。

钓鱼岛问题的由来

顺着中国钓鱼岛属于琉球群岛这一思路，如果蒋介石当年应诺收回琉球群岛，则从源头上终结了任何争议——这当然是普通读史者的想象与扼腕叹息之处。但是，无论琉球群岛，还是钓鱼岛，是一个自然地理问题吗？当然不是。它甚至不是历史地理，按历史地理论，钓鱼岛属于中国毫无异议。为什么起波澜？我们则应回到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地理问题。

蒋介石的选择

罗斯福：中国对于日本北部（南部）的那些岛屿的处理有何意见？

蒋介石：阁下是否指琉球群岛而言？中国暂时不欲将琉球群岛收回，只希望中美共管，或国际共管。琉球由国际共管比较由中国管理为妥。

这是从美国外交档案与中华民国档案，由记录体转换而成最接近现场可能的对话。1943年，开罗会议，罗斯福与蒋介石讨论琉球问题——在钓鱼岛事件连绵不绝的争议与冲突过程中，研究者探根溯源，认定这一事件的源头性“失误”，是蒋介石当年没有收回琉球。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听从罗斯福的建议？有研究者抄回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刚刚公开不久的蒋介石当年对这一事件记载的日记（1943年11月23日）：

七时半应罗总统之宴，直谈到深夜十一时后告辞，尚未谈完，相约明日续谈，而今晚所谈之要旨，一、日本未来之国体问题；……三、谈领土问题，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群岛应皆归还中国。惟琉球可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此由余提议，一以安美国之心；二以琉球在甲午以前已属日本；三以此区由美国共管比为我专有为妥也……

蒋介石对琉球归属的考虑，并非仓促应对。赴开罗前，他在日记里曾记录（1943年11月15日）：

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地位不同，而以琉球为一王国，其地位与朝鲜相等，故此次提案对于琉球问题决定不提，而暹罗独立问题乃应由我提出也。

这显然是一个完整的有因果链的历史片断。后世读史，以原始材料为介质力求进入历史现场之际，不免仍带有后人的疑惑。比如这一事件，蒋介石为什么会放弃这一机会？这是一个真实的机会吗？

以时间为轴的历史演进，因果而循，环环相扣，容不得仍在历史进化当中的读史者质疑。但那些原始材料里，仍有一些片断，犹如拉开的门缝，如果由此深入，则可让我们在一窥当事人现场逻辑的同时，理解历史逻辑。蒋介石的这个片断，正如已然透出光亮的门缝。

中日海上遭遇（来源：资料图）

琉球群岛与钓鱼岛

琉球群岛，日本称为冲绳。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与钓鱼岛并无关系。

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为一体，仅仅始自1953年12月25日。这一天，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DavidA。D。Ogden）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发布“第27号令”，即关于“琉球列岛地理界线”的布告，该布告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其中第一条规定：将当时美国琉球民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8度、东经124度40分、北纬24度、东经122度，北纬24度、东经133度，北纬27度、东经131度50分，北纬27度、东经128度18分，北纬28度、东经128度18分各点连线的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这一区域划分，中国钓鱼岛的地理位置，正在这一范围内。中国的钓鱼岛，由此“成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

这种区域划定，当然是美国琉球当局单方面对钓鱼岛列屿的非法侵占，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只是回到历史现场，大卫·奥格登发布“第27号令”之后相当长时间，即使日本，亦未有基本关注——1961年4月4日由日本建设省国土地理院第8期第8号承认济（即批准书）批准出版的日本九州地方地理志的地图中，就只标注有日本南西诸岛，而根本没有所谓的“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直到1969年5月5日，日本政府也没有在钓鱼岛列屿建立任何具有“管辖形迹”或曰领土意识的标志。

琉球与钓鱼岛形成强关系，核心的年份当然是1969年。这一年5月28日，在基辛格写的备忘录里记录：尼克松同意1972年归还琉球……

一国领土之变更，尤其像归还国土这样的问题，当然是重大事件。钓鱼岛屿是否可以包含在归还日本的领土琉球群岛之内？中国的领土是否可以由美国人归还给日本？这自然不再仅仅是美国、日本两个国家间的问题了，此一事件争端遂起，延续至今。这一问题，在日本方面看来，自是当然。他们提供的“最强有力”证据，即大卫·奥格登代表琉球民政府发布的“琉球列岛地理界线”。

顺着中国钓鱼岛属于琉球群岛这一思路，如果蒋介石当年应诺收回琉球群岛，则从源头上终结了任何争议——这当然是普通读史者的想象与扼腕叹息之处。但是，无论琉球群岛，还是钓鱼岛，是一个自然地理问题吗？当然不是。它甚至不是历史地理，按历史地理论，钓鱼岛属于中国毫无异议。为什么起波澜？我们则应回到国际政治的角度来思考这一地理问题。蒋介石当年的进退与取舍，拉开门缝，进入其间，所能发现的因果与逻辑，仍非自然与历史地理，而是国际政治地理。钓鱼岛延绵不绝的争议，很直白也很戏剧地将这一系列因素，亦即领土问题的实质串联起来。只是这背后种种，未必那么容易被人知晓。这是我们思考并发现钓鱼岛关键的所在。

1943年11月25日，蒋介石、丘吉尔、罗斯福及宋美龄在开罗会议期间合影（来源：资料图）

大国与中国

罗斯福询问蒋介石是否收回琉球，是一种真实的想法，还是一种试探？1943年7月，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提交给罗斯福对琉球的处理方案有三个选择：交予中国托管；置于国际组织管制之下；择机返还日本。显然，与蒋介石会晤前，罗斯福所持有的对琉球的基本判断与设想，相信他可能倾向于将其交还给中国。这个机会看上去很真实。

但是，蒋介石应诺接受与否，只是一个重要变量而已，决定罗斯福的选择，这并非唯一因素，更非关键因素。正在开罗会议期间——这只不过是战后国际格局划定最初步的一次会议，这个时候，美国军方对琉球的战略价值做出了重新评估，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参联会”）制定的JSC570/40文件里，称琉球群岛对赢得战争胜利、战后控制日本、捍卫美国安全利益以及维护该地区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稍后，美国参联会提交了更为明确的主张（JSC570/50）：“北纬31度以南、九州至台湾之间的所有岛屿，全部作为战略区域实行托管统治。”1946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琉球、小笠原群岛、原日本托管统治区域置于美国的战略托管之下，并将此方案向联合国提出。至此，琉球未来走势的格局初定。

设想即使蒋介石应诺了罗斯福，是否就会获得收回由清政府手里失去的琉球群岛？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获得参加开罗会议资格，讨论战后格局，无论对于当年的中国还是蒋介石，都具有重大价值。但是，现实的残酷性在于，蒋介石的机会来自罗斯福的安排与坚持——当时英国与苏联，并不完全接纳中国成为“大国”成员。罗斯福为什么要坚持？历史学家将罗斯福的战后全球的安排定义为“大国治理”——即依靠大国的“警察”力量来维持世界秩序。在论及开罗与德黑兰这两次会议时，罗斯福的说法广为引用：“英国、俄国、中国和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这是罗斯福的理想主义。但回到国家利益的角度呢？《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马耳他和雅尔塔会议文件集》论及对华政策，极其坦率：“我们的对华政策不是根据感情制定的，它是根据开明的民族利己主义制定的，其动机是出于国际安全和福利的考虑。”

中国参与战后“四大国”，对于美国价值何在？汤普金·波林在其《美俄在远东的关系》里解释这一时刻的远东，提供了一个颇具解释力的“权力真空论”：“德、日的崩溃留下了一个无法阻止的真空。中国，这一亚洲权力的直接继承人，由于多年为夺取遗产而不断地冲突，绝望地被卷入自身的政治矛盾，遭到极大的损失。英国和法国被全球斗争所削弱，不会再有力量或财源在欧洲或亚洲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联合国是一个刚诞生的组织，尚无足够的力量去抵制混乱的腐蚀之风。因而，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被无情地吸入到这一权力真空。”

渴望成为权力真空的主人，以“四大国”合作为基础——除了英美的特殊关系以及英国对美国的依赖之外，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也是美国所能依靠的“忠实伙伴”，这样就会对苏联保持三比一的优势。显然，美国的对华战略以及远东战略，前提是美国战后世界的总战略。

开罗会议所获，超过蒋介石所设想。在其日记，开罗会议后的“上周反省录”（蒋每周、每月、每年在日记里插入反省录）中写道：“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岛已经失去50年或12年以上之领土，而能获得英美共同声明归还我国，而且承认朝鲜于战后独立自由，此何等大事，此何等提案，何等希望，而今竟能发表于三国共同声明之中，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然今后若不自我努力奋勉，则一纸空文，仍未足凭尔。”他的兴奋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领土问题，东三省、台湾、澎湖列岛等被日本掠夺之中国领土与琉球群岛比较，价值重点孰先孰后，在蒋介石那里，排序明确。

当时，中国虽然成为“四大国”之一，却是大国中的弱国，能够为自己争取领土的能力有限，而且同时还需仰察美国意图之真伪，这当然无奈。而且，中国的“大国”资格，前提是罗斯福的设计与美国的战略，但这并非定数而是变数，得失之间，转换迅速。

 

日本议会议讨论日本在钓鱼岛附近水域扣押中国船长的事件

停靠在石垣港的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来源：资料图）

雅尔塔定局与朝鲜战争变局

大国决定战后世界格局，这是“二战”后“大国治理”之根本。未来的全球格局，当然首要的是领土问题。理解领土问题比如钓鱼岛之争端，如果失去结构形成之初的观察，所有的讨论将无本亦无源。所幸，中国成为当时的“大国”。

只是，这种大国地位，过于脆弱。

确定战后格局的关键，系雅尔塔会议。而正是此次会议，中国的领土被侵害。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罗斯福与斯大林秘密签订：1。维持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邻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建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交还苏联。

这一密约，更改了先前开罗会议的声明，对中国领土主权多有损害——甚至是在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情况下的私相授受。大国的全球治理，为什么会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前提呢？

理解它，只能回到真正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而非中国的国家利益角度观察。罗斯福的英国、中国加美国三对一（苏联）的设想，在保持美国主导未来世界的前提下，实则已包含意识形态之争的内在结构。但是，这么明显的一种非均衡的大国治理结构安排，岂能容易。

1943年10月——开罗会议之前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斯大林就要美国国务卿赫尔转告罗斯福，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参加太平洋战争。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又亲自向罗斯福肯定了这个承诺。当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在后来国会听证会上陈述：“实际上，我深信，希特勒一旦被打败，即使我们不要他参加远东对日作战，我们也是办不到的。”更严重的是，站在美国的国家立场上，哈里曼说：“存在的巨大的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的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那时苏联人就能轻而易举地以‘公正要求’为口实，建立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了。”

此种危险下，哈里曼回忆罗斯福的选择：“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化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中国研究者周希奋细析这一时期历史材料，感叹：如果以此而使苏联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而不支持共产党，就可以借此遏制共产党在远东的发展，对战后可能涌现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将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从长远说，中国之倒向美国一边而不是倒向苏联，将直接影响到战后远东的力量对比，是美国能否实现其远东未来战略的关键。

那么，罗斯福要做的是什么呢？很简单，美国毫无损失，只是用中国的主权做交换，达成了这场一本万利的交易而已。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这场美苏安排里，并没有发言权。

任何战争的起因，都含有领土变更之内在需求；同理，战争终结，领土的重新划分与确认亦为关键。雅尔塔果真是定局？历史未必由强人设计。

1949年10月1日，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当然是种变局，而更起决定作用的变局——朝鲜战争，不久开战。

蒋介石的“大国”既已经出局，这其实考验的是美国。美国是否需要保护已经退守至台湾的蒋介石及其政府，在一段时间里是摇摆的。很简单，从美国军方的角度看，中国研究者沈志华检索美国已公开的军方文件——1949年2月10日，美国参联会提供的报告认为：目前在台湾承担任何军事义务都是不明智的举动。

美国此时政策的不确定性，是美国军方与国务院对台湾价值的不同认识。沈志华梳理材料分析：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而国务院提出的核心问题则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

基于美军的军事能力无力在台湾投入大量部队，又有国务院这一另开新面的“楔子战略”，因而，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布谈话声明：美国已决定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停止军事援蒋，不干预台湾问题。同时亦将从朝鲜撤军。

杜鲁门宣布美国的新政策之际，正是毛泽东访问苏联，欲与斯大林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当口。毛泽东希望通过双方谈判，改变雅尔塔会议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私下交易——拿回苏联当年所获得的中国利益。这当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对这一时刻精彩的分析来自细研这一时期各方解密档案的沈志华，他说：“苏联对美国的这一策略（‘楔子战略’）早有警惕。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中苏谈判期间，杜鲁门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台湾问题的声明及艾奇逊指责苏联欺负中国的公开讲演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向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对此有所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惟其如此，斯大林才一再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后缔结了同盟条约。中苏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做其在远东的未来对手。”中国“一边倒”，倒向了苏联，美国的“楔子战略”失败。于是，朝鲜战争开战，美国迅速调整自己的亚洲战略，出兵朝鲜，陈兵台湾。

大国的角色身份由此变换，亚洲“冷战”格局无可避免。这一战后结构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走向，时至今日，大多领土争端亦可由此寻其起源。领土问题的核心，系大国尤其是美国治理（控制）——蒋介石曾经的得与失，正是这一铁律的说明而已。被问询琉球未来托管的那个故事，已是陈年旧事。

日本冲绳县宜野湾市普天间第二小学。该校与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仅有一排铁丝栅栏相隔（来源：资料图）

琉球群岛与千岛群岛

“二战”后的亚洲安排，由雅尔塔划定格局，经由朝鲜战争的重新调整，延续至今。那么，我们观察无论琉球还是钓鱼岛的领土问题，这是必须建立的基本坐标。大国尤其是美国的亚洲战略，经由朝鲜战争一战，终于成型，细部的领土问题，在此框架下，渐次展开。

琉球群岛，即使在战争期间，就已经被美国军方认定为“一类基地区域”——分析美国军方为何如此在意这一岛屿，华东师范大学陈波博士从“二战”的历史梳理出的原因是：“美国决策者，特别是军方在‘二战’进行当中就一直坚持美国应将冲绳管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主张，究其根源是太平洋战争留下的惨痛教训。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微小的代价换取了对太平洋的制海和制空权——‘再不要珍珠港事件’成为美军高级将领们在战争当中和后期进行战略设计的共识。”循此理路，战后将琉球交给蒋介石政府托管，断无可能。

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军方西太平洋岛屿链战略更见明确——由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而至菲律宾群岛的“链锁”中，琉球群岛至为关键。

而且，朝鲜战争既起，位于琉球的嘉手纳空军基地成了B29的起降地，朝鲜半岛的若干军事设施因此而遭受美国空军打击，其军事价值更彰。之后，美国的核武器亦选择存放此处。将琉球群岛在政治上，亦在法律条约上完成美国占有，对于战胜国美国而言，并非难事。先前的《波茨坦公告》即已明确规定：“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之后，1951年9月，美国单方面邀请52国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并签署《对日和约》，试图在国际法层面确立美国对北纬29度以南地区（即琉球群岛）实施“国际托管”的权利。和约第三款规定：“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琉球群岛，由此进入美国托管时期。

事关领土的国际法，以此例而观，只不过是大国划定的事后确认而已。

战败国日本之于美国，在领土的得失与取舍上，没有发言权。不过，雅尔塔会议曾确认的“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邻岛屿归还苏联；千岛群岛交还苏联”，此时却因美国和苏联的对峙，而面临新的局面。即使大国，领土之计较，已是机关算尽。

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1951年到日本商谈《对日和约》事宜，表示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毫无疑义应交与苏联，但日本方面提供了另一个可能，“同意在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前提下，归还库页岛南部和交与千岛群岛；如果苏联不参加签署对日和约，希望将此条删除”。——这是日本在自己领土即将因战败而失去之际，一个近乎无望的期待。但是，这却给了杜勒斯“做局”的机会。在此次赴日本起草的对日和约草案（通称《三月草案》）里，规定：“任何国家在签署、批准、加入本项和约以前，都不能享有本约所规定的权利、权利根据和利益。”那么，据此款，如果苏联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就不能得到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

暨南大学研究者崔丕研究揭示杜勒斯所编织的外交罗网：“这背后隐藏着美国不想给苏联以拒绝签署对日和约口实的险恶意图。”即使当年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亦在其回忆里描述他所亲聆杜勒斯的此番说明。

但是，任何阴谋皆有天然陷阱。稍后，杜勒斯亦发现这一罗网的缺陷所在，《美国对外关系》记录杜勒斯对英国外交官的分析：按此规定，对美国有两个不利之处。一是如果苏联不参加对日媾和，它就不可能获得管辖上述岛屿的主权，仅仅占领上述岛屿，这样与日本缔结防务协定的美国就有可能被卷入日苏两国的领土纠纷之中。二是由于至今尚不能确定苏联是否对日媾和，如果给予苏联“直接利益”，参议院就可能拒绝批准和约。因此，杜勒斯最终的选择是，他提议：将有关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的规定与有关台湾、澎湖列岛的条款二者合一，日本放弃对上述岛屿的主权。至于千岛群岛的范围是否包括齿舞、色丹诸岛，日本宣布放弃千岛群岛主权后，谁是千岛群岛主权的所有国，则不做明确规定……

如此种种，杜勒斯真可谓机关算尽。站在自己国家战略的立场上而言，他的选择亦无可指摘，唯领土一事，系国家利益根本。而由此看来，美国即使在中国已与苏联结盟的前提之下，仍在亚洲占有优势地位；中国后来与苏联交恶，美国的这种优势则更显著。否则，当年杜勒斯也没有能力与条件给对峙的大国苏联“做局”。

理解现在日本与苏联的千岛群岛之争，这当然是未被广泛知晓的前因。而琉球群岛与钓鱼岛的种种关联，当然也可由此获得当年规则制定者的基本套路。

冲绳本岛最北边的一处古迹——今归仁城。依山势而建的城墙蜿蜒曲折（来源：资料图）

由琉球而冲绳

由“二战”后整体格局的变化及其底因，转入相对细部的领土变更，公允而言，琉球由美军占领而至归还日本，是有价值的案例。

于中国而言，琉球未必不是伤心事。李则芬在其《中日关系史》里论述：钓鱼岛列屿位于台湾与琉球群岛之间，明代《顺风相送》（1403）便有记载，但钓鱼岛列屿并不在历史上的琉球三十六岛之列。而历史上的琉球王国，却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臣服中国，封王朝贡，列为藩属。不过，明朝对琉球王国并未进行行政管理。入清以后，一依明例，琉球奉中国正朔，并受册封。但这个时候，琉球王国本土（即今之冲绳县境内）由于不断受到日本势力的侵袭和渗透，事实上已是“两属”。其内政完全受制于日人，只有每当清使将临时，在琉球的日本人才事先走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初年。

之后，1875年，日本政府派遣熊本镇台之兵进驻琉球，同时向琉球发布命令：禁止入贡中国，不准接受中国册封……李鸿章处理此事，其意“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由此，清廷坐视不救，听日灭之，断送了藩属中国500年的琉球国。

与清政府的“大度”相反，《波茨坦公告》刊布，琉球即将不保之际，日本便开始研究如何挽救其被盟军占领的领土。1947年7月26日，日本外相芦田均向美国国务院驻盟总政治顾问艾奇逊提交备忘录——其中第七条婉转表示：“在决定《波茨坦公告》所言日本本土周围之其他小岛的范围时，希望充分考虑日本本土与这些岛屿间在历史、人文、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只不过，这份备忘录当天上午送达，下午艾奇逊即紧急约见芦田，退回备忘录，态度强硬。其时，日本天皇与首相也分别向美国当局提出领土问题，无例外均被拒绝。

在美国对日媾和的谈判里，日本首相吉田茂提出：“日本保有琉球和小笠原两群岛。在不得不托管时，希望止于最小限度的地区，日本为共同施政者，一俟解除托管，即归还日本。”种种努力下，旧金山的和会上，美国表示允许日本保留琉球、小笠原两群岛的残存主权。吉田茂当然兴奋：“以极大的喜悦接受……把奄美大岛、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其他根据和约第三条应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下的北纬29度以南各岛的主权留给日本。”

无论对正在与中国就钓鱼岛领土进行争议的日本，有着什么样的个人判断，日本人对领土的战略意图之清晰与坚持，都是值得重视的。作为国家战略之领土问题，不可不慎。

日本当然未止步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里的“残存主权”，从失去琉球开始，他们就开始一步步争取归还的努力。

变化在几个方面逐渐显示。1961年，负责琉球事务的美国陆军部副部长艾勒斯访问琉球，他的考察结果与美国高级专员卡拉维的意见完全相同。卡拉维认为：“琉球居民不满美军，主要因为琉球与日本本土的经济差距正在日益扩大；日本政府为了消除各县的财政差别，对贫困县实行相应资金援助政策。琉球居民认为，如果他们在日本政府管辖下，就可享受日本的援助，而在美国政府的管辖下就享受不到。因此，当务之急是争取提高美国的援助水平。”而与这一考察同时，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刚刚在美国与肯尼迪讨论并经美方同意：在琉球可悬挂日本国旗。此后日本方面亦加大了对琉球的援助力度，并在1964年至1965年财政年度预算中，援助额超过美国。对应来看，美国众议院对追加援助琉球预算，热心度有限，理由是：即使批准了陆军部的追加预算，也不能阻止日本要求返还琉球；美国各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琉球与日本本土之间的差别本身不足为奇。

顽强地而且是一点点争取着琉球的回归，加之日本国力的强大——在尼克松“关岛主义”，即调整主要是收缩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存在为核心的政策出台之际，1969年，日本终于与美国达成了将琉球归还日本的谈判。

暨南大学教授崔丕爬梳各种材料发现：返还琉球施政权，包括所有驻日美军基地的维持、改善、转移等美军能够自由使用的费用，日本政府为得回琉球，成为自己的冲绳，要支付高达5。2亿美元。而这种支付，公开出来的数据与秘密的支付，差额竟达2亿美元。而这仅仅是为了防止日本国会拒绝批准，以及舆论指责“买回冲绳”——事实上，正是如此。

钓鱼岛

强弱关系结构之下的美日关系，除了日本国力提升差距缩小之外，琉球的归还，仍未脱离大国治理的决定性力量控制。没有尼克松的亚洲战略调整，归还问题，仍难有定数。

本涉及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的领土问题，破题的关键却是美国的亚洲战略的调整，这很无奈，但却是现实。那么，这种三角关系的不对应之处在于：美国是整体性的亚洲战略调整，是国家对区域的政策安排变化；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应对美国的整体战略，则又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调整。这种不对称关系，常常被忽视。如果说，尼克松的亚洲战略调整，日本获得了解决琉球领土归还的关键问题，那么，尼克松的调整对应于与中国的关系，核心问题何在？

尼克松的亚洲战略变化对应于中国，其要旨在于：实现与中国的接触。而此刻也正是中国方面调整自己的全球战略之际，两厢结合——1970年10月下旬，尼克松与基辛格启动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11月14日，在与到访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在表示欢迎尼克松派特使访问北京的同时，强调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显然，这仍是领土问题，只不过它是台湾。基辛格在其回忆录里称：（当时）他的理解是中方对中美会谈所设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同意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而美方则希望与中方探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中美间的所有问题。台湾问题，显然是中国方面的核心议题。

之后，中美双方高层高效运转起来。那么，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其技术性挑战是：如何处理台湾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这成为美国当时必须应对的关键问题。

如果说尼克松亚洲政策的调整，之于日本，其关键是日本长达20多年争取琉球归还成为自己的冲绳的机会，那么，对于中国政府，则是如何与美国建交，而对台湾当局，是联合国的位置是否可保以及如何保住，当然上升为最重要议题。在这一美国政策变动之下，每个国家与地区的核心议题，并无交集。由此而观，钓鱼岛问题，正处于这种错开的结构之中。

非交集而且议题错开格局下的钓鱼岛，这个时候却发现其未来可能的石油价值，这一发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岛屿的战略位置。1968年，美国学者肯尼斯·埃默里与日本学者新野弘联合12位专家，在中国东海与黄海进行了为期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之后完成的“埃默里报告”称：在台湾岛与日本之间的这片海域，将来也许会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产油区。而钓鱼岛，正在这片区域之间。

美国亚洲政策的调整，在进入后“冷战”时期，还有一个更大的变化趋向，即：意识形态之争的地缘政治观，开始让位于能源与资源的价值观。而埃默里的报告，以及这份报告所揭示的钓鱼岛可能的价值，正是这种潮流的一种注释。

最早发现并报道日本对钓鱼岛兴趣的是意大利《罗马和平报》，1970年1月4日，该报由纽约联合国总部发回报道说：“联合国圈子里传说一件美国领袖最近与日本佐藤首相华府会谈的可耻事件，在琉球基地归还日本而尚未公布的正式协定中，美国屈从日本要求，将认为尖阁群岛（即钓鱼岛）是琉球岛的一部分。其实尖阁群岛一直属于中国，从未是日本的一部分。根据联合国的亚洲报告，该处发现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日本兴趣在此。”

钓鱼岛的价值确认，日本的动作亦极迅速。1970年8月31日，在美国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关于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日本方面首次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在立法院的影响下，琉球政府于同年9月10日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及大陆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的声明，进而在9月17日又发表了《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声明——这个声明系统阐述了主张对这个列岛拥有主权的根据，首先一条，即当年由大卫·奥格登发表的“界线”。

领土问题，岂可如此单方向宣称，中日双方的争议无可避免。

1970年9月11日，即琉球政府发表钓鱼岛主权与大陆架资源开发权主张的次日，台湾“外交部长”魏道明表示：“外交部”已明告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列屿以及台湾以北大陆礁层资源探勘及开采问题，日本方面的主张我们不能同意。9月25日，台湾“行政院”院长严家淦，在“立法院”提出施政报告，表示：“我政府对钓鱼岛列屿之正当权益立场坚定，并决心全力维护。”

这年底，1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美日反动派阴谋掠夺中朝海底资源》一文，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达到掠夺中国和朝鲜的海底石油资源的目的，竟玩弄了一套新的更为毒辣的手法，这就是把属于中朝两国的岛屿和领有权以及海底资源的所有权暂时‘搁置起来’或‘冻结起来’……甚至连日本的资产阶级报纸都惊呼：‘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指出：“台湾省及其所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岛、赤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些岛屿周围海域和其他邻近中国浅海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决不容许他人染指。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权勘探和开采这些地区的海底资源。”1971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岛、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但是，回到日本宣示钓鱼岛屿主权时刻，却正是各自议程迥异之时——对台湾地区，正值是否将会被联合国驱逐之际，而中国大陆刚刚接到美国方面意欲建立接触的口信，可重建中美关系，显然这都是更急迫更具压倒性的国家议题。在这种议题错开的结构里，日本找到了“抵抗乏力”的最佳时刻。

与政府应对相伴，1971年1月30日，在美国的台湾留学生开展了一场保钓示威活动。民间保钓，由此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云涌。

大国问题

琉球群岛的归还而引发的钓鱼岛问题，因为中日争端，美国政府采取何种态度变得重要。

1971年10月，美国政府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行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行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法律顾问执行助理罗伯特·斯塔尔也明确表示，美国“把从日本取得的对该群岛的管辖权交还日本，决不会造成对任何潜在的领土主张的歧视……对群岛的任何冲突性的要求，需要牵涉此问题的各方谈判共同解决”。

美国方面的这一中立立场，持续到1996年，美国政府仍持有此种态度。当年9月11日，美国政府发言人伯恩斯发表声明：“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而美国驻日大使蒙戴尔对美国媒体表示：“日美安保条约不适用于钓鱼岛。”美国的中立选择，似乎显示出一种非大国治理（控制）的新式领土争端解决之道。

但是，日本并不准备在此道路上完成解决，而是希望延续“大国治理”惯例——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后，日本要求将防卫承诺扩大到钓鱼岛。中国研究者郭永虎研究分析：“这是日本试图把美国拉入到钓鱼岛问题中来，并把这一点当做检验美国防卫承诺的‘试金石’。”果然，2001年12月12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福特表示：“钓鱼岛一旦受到攻击，美国有可能对日本提供支持。”之后，2004年3月23日，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艾利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终遂日本之愿。

2010年10月28日，夏威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又一次向日本外相前原诚司承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看来，美国决意介入钓鱼岛争端。

领土的大国治理（控制），从1943年蒋介石到开罗与罗斯福讨论战后琉球安排开始，这一结构性控制模式，至今沿用。但是，与当年蒋介石“被大国”而参与战后治理并最终失去资格不同，67年之后，最重大的变化在于，大国中国不再徒有虚名。

这种变化，才是未来钓鱼岛争端解决的核心所在。

本文摘自《书屋》杂志2007年第7期 作者：高宗武 原题为：《日本真相》（选载之一）

汪精卫的出走到现在为止，尚是世界上一个谜。许多美国朋友问我：何以他会出走呢？

那时，汉口、广州相继陷入敌手，当时国际间的援助，除了美国在各种担保之下的二千万商业借款〔1〕之外，别的一点声响也没有，在上海的美国人坦白地说：“同情是当然的，可是替你们打仗，那是不可能的。”我所居住的香港，当地英国政府对于日本人也十分迁就。当时有一些朋友非常忧虑，认为这样下去总非办法，至少有部分人怀疑抗战的前途。这时，日本人说愿意与中国了此战局，但要汪精卫出来主持，托我一位最亲信的日本朋友〔2〕来向我表示，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及我的几位朋友。

他们来信说，可以出来主和，但要日本说出具体的条件来。本来日本人最喜欢谈原则，不肯拿出具体的条件来，这一次日本人竟明白地答应说出几个条件来，而以汪本人公开主张和平为主要条件。汪本人呢，我公平地说，开始也并不是反对抗战，不过他看这样的抗下去，国际间的援助又是未知之数，结果非把中国抗完不可。最低的限度，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之内，他的动机似乎尚没有非国民的动机。他也曾为革命运动做过刺客，冒过他人所不敢冒的险，我和他在政治上现在虽已分了手，同时我对他现在所做的事完全反对，但我对他个人不愿加以不必要的批评，或者这样的说，一般人看起来，一定以为我替汪辩护，替自己解释，这我也只好任人家批评和解释。

我对汪的出走，负七分之一的责任，我应该承受一切的错误和责备，我本身之被这位朋友欺骗，更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因为我太不够聪明，天天和日本人一起，结果还是受骗。这位朋友的姓名恕我暂不披露，因为我的个性，不愿冤枉任何一个人，就是敌人也一样。这位日本朋友之欺骗我，尚只不过是嫌疑，并没有十分证实，所以我不愿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退一步说，或者他来骗我，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日本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而且后来他也是劝我走开的一个人，所以我在道义上有替他留点余地的义务。

汪的出走，重庆方面的蒋介石完全不知道，汪出走之前，也没和蒋谈过，当时除了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曾仲鸣（汪之最重要秘书）等几人之外，连林柏生、褚民谊都不知道。当时有谣言说汪的出走是得到蒋之许可；也有人说蒋、汪是唱双簧的。日本方面对此说更是盛传，或者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当时还有人说，汪出走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之故。这些全非事实。我特此再说明一声：汪的出走，蒋是完全不知道的，这是我对国际上应该负责声明的。

汪本来和近卫〔3〕约好，汪公开主和的通电当在近卫的宣言之后，后来因为蒋介石突然由前方回到重庆，汪恐被蒋发觉，走不成功，行期遂展缓数日。近卫本定12月14日由东京赴大阪公会堂演说，乘机将宣言的内容说出来，可是因为汪不能如期出走，近卫亦遂托病改期，对外宣称重伤风。这都是日本少壮军人今井〔4〕上校的设计，一纸少壮军人的电报，就可以令近卫称病不出门，不理国务，就一国的首相资格而论，近卫已犯了日本传统上所称的欺君之罪。

为什么汪出走前要近卫发表宣言呢？这一点据梅思平〔5〕对我说，汪精卫左右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这个人〔6〕的姓名恕我姑且不发表，这个人当时的意见是：主和是可以的，但必须是日本先发表中日和平的具体条件，同时这条件和宣言要在日皇主持的御前会上通过。这个人所以这样主张，第一，这个人也极端地不相信日本人；第二，这个人以为日本的皇帝可以镇压日本军人的无信，御前会议决定的东西，日本军人赖不了。这是此君对日本情形的隔膜，把日本皇帝的力量看得太大，其实呢？日本军人表面上对皇帝十分恭谨，而内心呢？也和对付傀儡政权的傀儡差不了多少。日本的皇帝这十几年来很走运，十年以前皇帝的威风远不及今日，但若说日本人人会替皇帝去死，这句话要修正，我亲自听过好几位日本同学骂天皇是无用的东西，只消费不生产，也有人主张把他赶走。

汪出来第一个目的地是安南〔7〕的河内，当时和汪一同飞出来的有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等五人，当时我正在香港，中间一切消息，都由梅思平传话。12月29日，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由河内坐船抵香港，住在九龙约克道五号，当时我住在九龙林肯道六号，陈等带来汪所亲拟的公开主和通电〔8〕，汪写明白不许增一字，也不许减一字。汪的老友顾孟余君极端反对这个通电，主张不用发表，他的主张非常激烈，申明若不听他的话，则从此断绝朋友关系。我对于这宣言的内容也极端不赞成，这宣言是在河内拟的，我并没有参加意见，内容的确不大妥当，但是汪氏的意思不许增一字，不许改一字，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然而因为顾的反对，这宣言也搁了一天，因为要向汪请示，应否不发表，汪来电说仍旧要发表。汪之所以要发表，大概因为近卫的宣言既由他而来，他若不发通电，则反为不美，同时也是失信的。

他们在出走之前，据他们事后告诉我，彼此互相约好几点：（一）不攻击政府；（二）不入沦陷区域；（三）不和日本人发生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四）不做于整个国家不利的任何举动。在汪的通电发出之后，没有多大影响，当时他们决定静观，不做任何举动。

我于1月下旬奉汪电召赴河内见他，我在河内期间，有时候住在MetiopolitanHotel，有时候住在汪之家内。汪在河内的住宅，可以说非常之简单，一切用具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十足的表现难民的色彩。我在河内住了两星期，每天和汪的谈话时间平均有四小时，汪在那时候任何客人都不见，所以我们谈天的机会很多，有一句话，汪前前后后问过我不止三四次：“日本人的诚意如何？”

我的答复：“至多只能把它当百分之四十看待。”关于这个问题，汪每次问我的话都是一样，我每次答他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说一个字也不改。他写了好几封信〔9〕，要我替他到日本去一次，试探日本方面的真意，信上的措辞也很大方。这我当然义不容辞，并商决和日本人谈话的要点，劝日本从速和中国政府恢复和平，同时信中也说明中国人之所以如此苦战，力抗日本，完全是日本遇事太无信用，为国家之生存计不得不战。

我从河内回来之后在香港住了几天，于2月14日由香港乘热田丸号到日本去，汪和我相约他的行动，是视我到东京后，打听东京的意见明白之后再作决定。在我旅行期间，他决定在河内静居。当时关于汪的行动，有许多主张，一部分人主张他先到欧洲去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他到香港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仍旧在河内静居，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张他到上海去的。

我于2月20日由香港直接到长崎，日本方面派我的老朋友犬养健（前日本宰相犬养毅之子）到长崎来接我。我到长崎之后，第一个我要去看的人是我的同乡前辈黄群〔10〕先生，二十年前在北京住过的人，或者知道这位黄先生。他是旧国会议员，梁启超做财政总长的时候，他是梁的最huachengnz.com华程网重要的顾问；他是研究系中最重要的一员。后来因为政治上的不得意，回到上海做生意，在上海开通易信托公司，自任总经理。1936年初夏，因为他的公司破产，就跑到日本去了，一直住到中国战事发生也没有回来。说起来，他干政治、做生意，都失败的，但我对他倒是非常尊敬，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方法来看他。他住在大滨，是长崎县的一个镇，就在云仙山下，面海背山，风景绝佳，于是我就约他到云仙山上一家旅馆见面，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和这位黄先生在我寝室内谈天，一直谈到深夜四点钟。当天晚上我和他决定两点：

一、无论如何总要设法叫汪不被日本人利用，任何日本人分化中国的阴谋都要把它破坏了。

二、我到东京后，只听日本方面之意见，不作任何主张。

我们都是浙江温州人，温州有一种土话，与任何中国的土话都不同，于是我们精细地检查房间内有无录音机之后，就用我们家乡土话谈天。黄先生对我说，他本来是进步党，与国民党处在对立的地位，他今天之所以流亡海外，国民党也不能完全没有责任，但在国家这种危急存亡的时候，只有希望国民党成功，蒋委员长抗战胜利。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为国事奔走，希望我多多努力，替国家奔劳，勿畏难，勿怕人骂，说得十分诚恳。至于我所以对他特别尊敬的原因，是他的确与一般人不同，他每次和我谈话，总是希望我替国家做事，勿替个人打算；对我也特别的爱护，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1939年秋天，他来到上海，由我介绍他去见汪一次，与汪谈了两小时话，他力劝汪氏勿被日本人利用，赶快走开。汪答应他说，“宁死不让”，可惜这句话后来他未能履行。这都是后话了。

从云仙山上下来后，我又从长崎坐一部由美国新买来的飞机到东京，当时我在吐血之后，身体仍不大好，日本人在要利用你的时候，九十度的鞠躬，殷勤的招待，直是无微不至，所以我到了东京之后，就马上送我到箱根去住。

箱根是日本名胜之一，养病是再好没有了。我住的旅馆名叫富尔屋旅馆，这旅馆是箱根最大、最新式、最舒服的地方，用日本式的家具装在西式的房间内，吃的东西非常之讲究，据说这旅馆的主人新近用了七十万元造的。这旅馆的主人非常讲究吃的方面，他抱定宗旨以旅馆报国，别的事他一概不管。或者他对我有所希望，于是招待得格外周到也难说的。我在那边住了一个星期，陪我谈天的人都是首相之子、元老之孙，他们都是日本数一数二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和我格外谈得来。这或者是日本军人知道我的弱点，若要骗我，一定先叫我相信他们，不过我虽在日本人周到招待之下，我仍旧没有片刻忘记我那些被杀戮的中国士兵与同胞，那些被奸污的中国妇女。

我在旅馆中常自己问自己：何以日本人如此厚我？如此薄待我的同胞？愈发问，愈怀疑；愈怀疑，愈不安，所以这一个星期的生活，可以说是我最痛苦的生活。这一星期过去之后，听说有部分的日本新闻记者知道我住在箱根，于是为保守秘密起见，当天晚上匆匆下山，坐汽车到东京，住在一个富翁的家中。这富翁的姓名我忘记了，他虽不十分出名，但也是一位百万长者。他家中有女佣二人，男佣一人，书生一人，在日本人家中，有这样的排场，可说一定是很有钱的了。我在他家中休息了一两天，犬养来告诉我，说我要见的人都约好了。我第一去见板垣征四郎〔11〕中将，当时板垣是陆军部长，东条英机是陆军次长。我最注意的是日本军部的意见，所以在看任何人之前，第一个先去看板垣，我和他谈话的要旨，据我记忆（今日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只在场旁听，不发言），日本是1939年3月5日上午十时半，地点在东京陆军大臣官邸。

板垣：先生孤身深入敌国，本人特地表示敬意。

高：余以为中日两国长此战争下去，总非善策，若日本有意结束战事，而且其条件为中国所能接受者，余以为双方应速想办法。但余此来，既非和平之使节，亦非代表政府或个人，仅以我自己个人自由之立场，欲明了贵国之态度。你把我当作战时敌国的情报员看待也可以的。

板垣：日本自想结束战争，但非蒋介石先生下野，国民政府改组不可。日本之作战目的，在求事体之根本解决。

高：何谓根本解决？

板垣：彻底消灭抗日亲英美之国民，但并非侵略中国。

高：此语余殊不解。先生在中国多年，对中国事情想必极清楚。但先生未到过南京，未与现在政府之主要人及青年接触，亦一缺点，日本若以为中国之抗日情绪，由蒋介石先生而来则误矣。中国之抗日情绪，乃日本数十年来侵略政策之所致，先生对此中因果略加研究，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板垣：本人不承认对华有侵略行为，此皆英美人之离间政策，切不可信。

高：此非英美人之宣传与离间，实中国人所亲自感觉者，先生须知今日冒天

下之大不韪，我不远千里而来与君面谈，实亦感觉日本侵略政策最深刻之一人。问题是日本侵略政策有无止境，率直奉告，我不敢希望日本不侵略，你也不必和我解释这一层。

板垣：先生亦作此言，甚为惊异！然中日问题只要中国有决心，则日本不侵略之态度甚易表明。

高：请问如何则可谓中国有决心？所谓决心者，中国决心做日本之朝鲜乎？“满洲国”乎？

板垣：先生欲先得条件而归乎？若无决心，而先谈条件，则根本错误。

高：你问中国有无决心，则我先问日本之决心如何？不然我人即有决心，亦无用处。现在日本有几十万大军在中国领土上，中国并无一兵一卒在日本领土上，日本若无决心把军队撤退，则中国即有十二分决心，亦无济于事。贵国军人从前也曾对我说过日本在满洲无领土野心，日本政府对世界上宣传之政策，亦说对满洲无领土野心，试看今日情形，谁敢相信？

板垣：日本决无把中国变为第二“满洲国”之意，去年日本在华北之某要人（他并未说明是谁，大概是指寺内大将）曾有此提议，余力反对，此点请完全放心。日本政策之核心，乃在求亚洲人与欧美人之绝对平等，而后方有资格与欧美讨论其他问题。总之，日本政策之对象，是欧美不是中国，日本不容许欧美任何国家有任何特权。

高：日本欲与欧美绝对平等，此固日本之合理要求，余亦同情，但请问先生亦知中国人欲绝对与日本人平等之心理，日本是否有以绝对平等对待中国之决心乎？

板垣：日本在精神上绝对对中国平等。日本对华政策军事上为共同防共，共同排斥苏联，经济上为经济合作共同打击英美，经过此次大战后，日本深感中国军队作战之能力，若将来能与日本分担防御亚洲之任务，则实属理想之事。即三民主义，日本亦不反对，不过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似应设法修正。对于北平及南京之组织，亦无坚持到底之意。

……

接着，我又去见近卫文麿公爵，会见是在他家中。他在东京有两处住宅，一住在Megico，一处在萩漥（Ogikulo），这次会见是在萩漥。陪我去的是犬养健，谈话的时候，只有我和近卫两人，犬养健在外面等着。近卫与我谈话的要旨现在尚能记忆：

日中战事至今尚未结束，我个人对贵国及国民实在遗憾至极。四五年前，蒋作宾先生任驻日大使时，曾间接托人来访我，嘱我为两国邦交努力，并与蒋介石先生交好。当时我在贵族院担任院长，对日中国交虽感兴趣，但非我之责任，故无法顾问。未料我的内阁时期内，竟演此空前巨变，此皆我过去对中国问题欠努力，欠注意，若过去多努力一点，多注意一点，或不致如此。但日本有一句谚语：“雨后地固”，经过此次巨变后，两国民族互相认识，今后互相合作或较容易了。在过去，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不爱国，不肯为国家打仗；中国人以为日本作战六个月，即会财政破产，或者国内发生革命，现在彼此均可相当了解。先生为了解日本情况最深之人，今日不妨坦言，日本的确因战事感受极困与痛苦，但决不会引起革命，尤其是日本人有一种特殊性格，即越遇困难越会奋斗，而此次贵国作战之勇敢，亦使日本人心折，或者非经过此次试验，彼此无从知道，故国交亦无法改善，经过此次教训后，一切比较易办，虽属悲惨，但前途并不悲观。

日本在战事发生后，天天想收拾残局，我每次晋谒皇帝陛下，都命我从速结束战争，尤以皇太后陛下对两国国民无辜受累，屡次向我表示遗憾。但两国多年积怨，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一切都要靠我们去努力，方可做到。

当时我问：“日本报纸常有‘日满支’字样，这是中国人最不痛快的！中国的东北四省，日本人故意叫他做满洲，我在日本做学生时，看见日本报纸上有满洲等字样，最初我不甚了解，因为我在中小学地理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洲的字样，这完全是日本人分而治之的毒计，请问先生也认为‘满洲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

近卫答道：“日本除极少数无识者外，大多数人皆无有要把中国造成第二‘满洲国’的意思，如‘满洲国’那样的国家，是不成什么样子的。不过此话只能作为我与你之间的秘密谈话，不然外人听了，必生极大的问题。我可以明言，日中两国自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上，不过过渡时期，有许多不痛快的事，一时或者难免，此则双方皆须忍耐。努力日中两国国交，可以说是我的先人留下的遗言，决不会忘记！”

我在3月11日由神户乘美国邮船格非尔总统号回香港。这条船是直接由神户开往香港，在上海不停留，所以容易保守行踪的秘密。3月16日抵达香港。第二天，即有朋友要我到河内去，恰在那时我病了，所以我写成东行报告，托汪夫人（她将于19日乘飞机去河内）带去，另外有一封信是我起草给汪精卫的，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陈璧君和我都签了名。信主要说明日本之诚意仍不够，我辈做积极的和平主张，今后一切尚待静观，不能有任何行动，因为我对日本人的甜言蜜语一向不敢多相信的。未料汪太太到达河内的第二天，汪宅发生谋杀案〔12〕，汪的最亲信秘书曾仲鸣因伤而死，曾太太及汪的侄子亦受重伤，而汪氏夫妇仅以身免。汪是最富情感而最易冲动的人，于事变之第二日，即来电要求赴北平帮王克敏〔13〕之忙，从速恢复中日和谈，以贯彻他的主张。当时我的主张是，倘若河内不能再住下去，最好赴欧洲休息，极力反对他向东走，因为一旦东去，等于溥仪出关，最危险不过，结果则欲罢不能。当时知汪最深、与汪历史最久的人陈公博对我说：“现在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而且曾仲鸣一死，赴欧事则极度困难，因为过去汪之出走，一切皆由仲鸣料理，今仲鸣一死，出洋一层事实上已不可能，徒增汪之伤心。现在唯一补救的办法，只有分两层去做：第一，我们反对汪去北平；第二，我们答应汪先生来香港或去上海。这样，或可减少汪的反感和伤心，以后的事再从长计议。”

当时我们以为陈的话很合乎情理，大家都赞成，就照他的意思，拟了一个给汪的电报，告以我们正在设法接他来香港或去上海，但北平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

在这一时期，日本的特务人员开始大肆活动，到河内去的当然很多，同时我们几个极少数的朋友之中，也意见不一致起来，周佛海、梅思平主张速干，马上离开香港；陈公博、陶希圣主张慎重。我呢？表面上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在这几个朋友之中，我是吃过日本人苦头的，凭我过去的经验，当然是偏于慎重，不过我那时候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人都重要，所以我不敢轻易表示意见。陈公博以为我和日本人的关系最密切，我一定是主张干的人，后来他托他最亲信的朋友何炳贤〔14〕君来和我试谈几次，才知道我是极端主张慎重的。这时候，周、梅和陶因为主张不一致，时有口角，我呢？则保持中立。当时我的用意是想维系朋友们的感情，有事大家好好商量，而对外则极力想推迟汪的行动。

当时我的日本朋友犬养君已和日本陆军少将影佐探知汪宅被刺案的消息，不等我们的同意，已有日本汽船公司的货船“北满丸”由东京直接开往河内，他来电约我到河内晤面。我不但不去，还发电阻止他们去河内，同时我又发电给汪，请他无论如何不能在河内接见这两个日本人。同时我又约请中国名流杜月笙见面，请他以在野之身设法减少汪的冲动。这两位日本人是用商人的名义去河内的，他们所坐的船是五千吨的货船，对法国人说是收拾破铜烂铁来的，所以法国人不提防。

当时我们在香港的接洽结果是，香港当局声明，汪来不负保护之责。如惊弓之鸟的汪氏，不能到这不肯负责保护他的香港来，所以剩下来的路只有上海一条。因为汪在法租界有房子，法租界不能算是日本占领地，法国当局和汪个人的感情亦不坏，所以当时我的朋友们一心一意赞成他到上海去。但是我总觉得不妥当，十分迟疑。有一天晚上，我和公博在九龙林肯道曹君处谈天，我就提议和公博二人再去一电报给汪，做最后之劝阻。公博说，与其联名打电报，不如分别去电，因为彼此分别去电，在汪看来，我们两人意见不约而同，或者效力大一点。我第二天就发了一通很长的电报，劝汪氏再作考虑，取消东行，最好到欧洲去，不然迁居西贡或其他地方亦可。

那时候，犬养、影佐已到了河内，直接要求见汪，同时来电要我去。我就发了一纸恳切的电报，请他们不要骗汪去上海，大意是：

我东行的结果，知道日本并无充分的诚意，所谓日本已经因中日战争而觉悟，乃特务人员之外交辞令，无法可信，已上台的北平王克敏，近来天天对人流泪，说上了日本人的当，所以我不愿我的朋友汪氏再做第二个王克敏。还请你们先去弄明白你家中事，以后再说吧。

同时我仍电请汪勿见这两个日本人，以免麻烦。我这个给日本人的电报是请汪转的。当时汪以为我这个电报太不客气，不必送去，不过当时我派在汪处的代表周隆庠〔15〕君主张送去，并说我对日本一向如此的。

周佛海、梅思平二人要到上海去候汪，并请我同行，而此时我暗中尚设法阻止汪的东行，这时候我的处境非常困难。一天早晨，我果然接到陶希圣君的亲笔信，大意说，“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汪先生，我愿意双腿跪在你（指我）面前，请你救救他”。这封信我并没有给第二个人看，看完了之后就用洋火把它烧了，现在我是第一次披露这封信，因为我自信，我的意思和陶君一样，所以用不着和其他人讨论或商量。汪当时决意赴沪，但尚欲守住两点：

一、不坐日本船；

二、不住虹口。

他在河内雇了一只七百吨的法国船，预定坐这只船直放上海。

4月27日汪离开河内。在临走的前天，因为犬养、影佐和矢野三人的再三要求，汪接见了他们。犬养代表政府，影佐代表军部，矢野代表外交部，这三位日本人见了汪便号啕大哭，汪氏亦流泪。所以这一场见面，除彼此相对而哭，并无任何说话，但日本人的这一场大哭，就把汪氏哭走了。

汪所坐的七百吨法国船和日本人的北满丸先后由河内出发。中途遇到飓风，因此汪的小船与那五千吨的日本船失去了联系，听说曾一度被风吹到日本所占领的一个海岛上，有一日本海军大佐曾登船来检查，差不多被日本的海军扣留，结果是由日本派飞机在海面搜索才发现。找到了以后，他们也只好由小船上了日本的货船北满丸。

这时候，周、梅两君已到了上海，而且接受日本人的意见住在虹口，我们在香港十分失望。5月1日，杜月笙氏来劝我说，无论如何勿去上海，态度十分诚恳。他是一位上海的名人，他生平不做官，也没有多大学问，但是他是很讲信义的任侠，所以有许多人佩服他，同时也有许多人怕他。他劝我勿离开香港，只要我在香港，我的安全，他拍拍胸膛说可以替我负责。我也很坦白地告诉他，上海我是要去的，因为我们的几个朋友当初大家一致主和，现在他们去了，论友谊说，我不能单独留在香港，不过我有一句话可以告诉你，他们若到南京去做傀儡，那我一定不干的！不但不干，届时我一定会有明显的表示。这是1939年5月1日下午四时至六时，我在我的住宅九龙林肯道六号说的话。

5月3日，我乘日本邮船会社（N.Y.K.）的龙甲丸离开香港。5月2日晚七时，我从九龙过海到香港，日本三菱银行的支店长本田君来接我，当天晚上，我就住在本田君家。第二天早晨，由三菱公司的专用小船把我送到龙甲丸。同行的有一日本陆军大佐一田。他说，他用假名在香港开“铺子”，实际上他是日本陆军很重要的一个人，我到这时候才知道日本人组织的严密与宏大，政府官员和商人是不分的。当时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来送行，上了船之后，碰见由河内回来的矢野君。

船上很寂寞，矢野常到我的房间谈天，因为要保守秘密起见，不出我房门一步，东西也是拿到房间内吃的。他说，日本明治维新时，有尊王攘夷同时并进的议论，当时的日本攘夷论，就是今日的中国抗日论，幸得当时日本的先辈观察时局十分明白，把攘夷论镇压下去，也因此牺牲了不少爱国志士的生命，但就今日看来，当时的政策是对的。贵国今日统一与抗日并进，非常危险，他请教我如何收拾战局，并表示很佩服蒋委员长及中国抗战的力量，似乎十分诚恳。我很老实地告诉他，我是主张中国问题早点解决的人，同时我也是反对傀儡政权最烈的人。日本若要用傀儡则是另一问题，若真欲求得东亚的和平，则非向重庆的国民政府去讲和不可。事后我才知道矢野这一番话，是受了军部的命令来试探我的，当然我并不怕他的试探。

5月5日，我们乘坐的船到了上海，日本的晴气中佐来接。晴气的名字我记得十分清楚，他是从前日本派在绥远的特务工作人员，我在外交部的时候，曾经为他破坏中国的种种行动，向日方抗议了不知多少次，所以对他的印象非常之坏。当时我的朋友周佛海、梅思平住在虹口，他们的住宅四周，都是穿中国大褂的日本宪兵保护着。我看了非常伤心，所以要离开到租界里去，日本人说租界有暗杀团。我即厉声地反问：“你们以为被日本宪兵所保护的中国人，会解决中日问题吗？”在我的坚持之下，只有让我出来，他们要派便衣宪兵随我走，我也拒绝了。当时我的朋友梅君和周君被日本宪兵跟住了，他们出门时，汽车里总坐一名或二名宪兵。

第二天汪到上海。日本人也在虹口为他预备了房子，他最初不肯下来，结果影佐和周佛海、梅思平和我同到船上去看汪。汪提议说，他要亲自到东京去一次，可坐原船去，比下来住在上海好。若东京有诚意有办法，我们就继续努力，否则就停止算了。他说这是他自己一个人在船上所考虑的，应否去东京，要我替他决定。他对船上的日本人非常赞许，说没有一个人来麻烦他。汪注视着我。我说只有一个条件，你可以到东京去，就是你准备把日本的和平条件拿到手之后，马上飞回重庆去，若没有人和你同行，我可以陪你到重庆去，不然则东京是去不得的。当时汪夫人厉声厉色地对我说：“你是想把汪先生送到重庆去受罪，人家想杀汪先生都杀不到，你竟主张把汪先生送去，这个办法我不赞成！”我说：“只有这个办法。汪先生和普通人不同，他的行动和我不同，要特别慎重，就是人家要杀我们，也只有让他们去杀，否则只有不去。我相信重庆不会杀汪先生，若汪先生有这样的精神，任何人不会杀汪先生的。”在这紧张的空气中，我们的讨论毫无结果，最后汪氏也只有接受日本人的意见，暂时迁入日本人替他预备的地方，因此我的问题也就来了。

我当时住在法租界毕勋路一百五十号。因为我反对汪赴东京，以及自己不肯住虹口，同时又劝汪马上搬回法租界家中去；法租界的房子，只要在防御方面略下点功夫，也就可以住。同时我约了犬养、影佐来，很恳切地和他们谈，说这和平运动的动机本来很正大，尽管有人唾骂，但也有一部分人现在是同情的，将来可以明白。

不幸河内发生事件，汪先生冲动之余，把一切所预定的计划都改变了，现在汪先生住在虹口，就中国人的立场来说，这是敌人的占领地，中国人民不会相信在日本军人保护之下，汪先生会使出什么于国家有利的力量来。彻底地说一声，今日的汪氏，已和王克敏、梁鸿志〔16〕等中国人所唾骂的汉奸很难区别了。这样下去的结果，徒然牺牲了以日本为友的人，于事则毫无好处。我极端反对汪氏到上海来，住虹口，到东京，这样地下去，一切都完了，以后没有第二个再谈和平，因为这和平的结果，是请日本兵保护自己的安全，我实耻之。现在和汪氏来往的这一班人，都是在上海最无用的马路政客，想利用汪精卫、利用日本人来解决他们个人的问题，至于中日的前途如何，他们连想都不想的。

汪氏个人冲动太厉害，也忘记了一切，把救国的动机变作个人复仇的工具，日本若仅欲利用汪氏，以达到日本的特殊目的，日本也要知道，汪氏一到虹口日本之占领区，即变作王克敏、梁鸿志，连利用的价值也没有了。故今日之汪氏，已非昔日之汪氏了，我是汪的朋友，同时我对汪此次主和要负一部分责任，所以我为朋友、为国家，我是极端反对汪离开河内后的一切行动。陈公博、陶希圣尚在香港，我可以说，他们也是极端反对汪这样干的。你们要知道，上海最有一句骂人的话，说他“过桥去了！”因为过了北四川路的桥就是虹口，是没有出息的人才去的。

影佐听了我这一通话后，说有道理，又声明日本不欲利用汪氏为傀儡，就没有其他表示了。

犬养对我的话似乎很同情，他的表情好像说我的话都对。但是我那时候已十足的看出犬养是日本军部的傀儡，日本军部知道中国人不相信日本军人，所以拉犬养出来以达到其欺骗的目的。犬养的父亲做过首相，就是被刺的犬养毅，在中国有相当的信用。犬养健乃一介和平的书生，所以日本军部就选中了他，利用他来和中国人办交涉。

汪在虹口住了三星期，至6月1日才动身。他之所以在虹口住了三个星期，是完全等他们在东京的布置，大概那时候日本的意见也没有一致，所以汪不能马上就去。在这个三个星期内，汪在上海接见许多上海的无聊政丐，这班人是无聊的，见了汪除骂一番重庆的抗战之外，皆说汪是中国的救星。但也有泼冷水的，说日本人如何没有信用，如何靠不住。

汪在被人家泼了冷水之后，就约我去谈，我也总是危言力争的。有一次，一位从重庆行政院来的张锐君，他是清华大学毕业而后去美国的留学生，他在见汪之前先来和我谈。他问我：“日本人的诚意究竟如何？”我说：“我在河内时曾告诉汪先生，最多只能有百分之五十，至今日，我又减到百分之三十。日本人是靠不住的，我们这班人有上大当的可能。”后来他去见汪时，汪约他参加和平运动，他对汪说：“你们的许多人中，和日本关系最密切的是高宗武君，知道日本最清楚的也是高君，这是外面所公认的，但是他的看法最悲观，而你们各位的看法反乐观，这是何以故呢？”后来汪、周、梅来责备我不但不肯拉，而且把已拉得来的同志赶跑。

6月3日，汪动身赴东京。

作者小传：高宗武，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生，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在这段时间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和平运动”秘密奔走，并随汪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对“高陶事件”的真相，过去一直众说纷纭。